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◇石建平

永州是全國有名的歷史文化名城，不僅有兩千年的建置史，而且有許多聲名響亮的文化名士在永州留下千古遺存。司馬遷的“舜葬九疑”歷史定論、蔡邕的《九疑山銘》、柳宗元的《永州八記》、陸游的“揮毫當?shù)媒街坏綖t湘豈有詩”、周敦頤的《愛蓮說》等傳世佳作，元結(jié)創(chuàng)立的浯溪碑林、歷代書法家顏真卿、懷素、米芾、何紹基等留下珍貴墨寶，是歷史文學書法大家留給世人的氣韻宏大、意蘊深刻、流傳廣泛的經(jīng)典名篇。

一、理學鼻祖周敦頤和閩學創(chuàng)始人朱熹的師承之緣

永州作為理學圣地，在中國理學的起源與傳承中占據(jù)重要地位。北宋理學宗師、開山鼻祖周敦頤的故鄉(xiāng)正是永州。而朱熹，這位在福建武夷山生活近五十年的閩學宗師，與湖南理學淵源深厚。朱熹高度推崇周敦頤，尊其為“道統(tǒng)之源”，贊其有宋代儒學承前啟后、繼往開來的領軍之功。理學發(fā)展脈絡從周敦頤創(chuàng)立的“濂學”肇始，位列宋明理學“濂洛關閩”四大流派之首。周敦頤的“濂學”由“二程”傳承，發(fā)展為“洛學”；閩籍理學家楊時、游酢“程門立雪”，北上拜師，得“洛學”真?zhèn)?，促成“濂洛”南漸，被譽為“吾道南矣”；“閩學”則主要溯源“濂學”，承繼“洛學”，閩籍羅從彥深承程頤之傳，有“洛閩同源”之說。洛學南遷傳播過程中，閩籍楊時、羅從彥、朱熹等創(chuàng)立“閩學”。在此傳承中，湖南永州和福建南劍州（今南平）等地均是中國南方理學重鎮(zhèn)。

在永州道縣《周敦頤紀念館》，我見到一幅脈絡清晰的道統(tǒng)譜系圖：濂溪先生（周敦頤）創(chuàng)理學之源，再傳弟子為“二程”；三傳弟子為楊時、謝良佐；四傳弟子為羅從彥、胡安國；五傳弟子為李侗、胡宏；六傳弟子為朱熹、張栻。這些人物多為福建籍，閩湘理學傳承淵源一目了然。在永州，我們真切感悟到周敦頤能成為理學“開山鼻祖”的宗源氣韻。一是地利之厚：永州歷史悠久，長期為朝廷謫官外放之地，文教氣氛活躍，人文底蘊厚重，為理學提供豐富滋養(yǎng)；二是奠基之作：周敦頤的《太極圖說》《通書》等著作首創(chuàng)理學核心理論，建構(gòu)以“誠道”為基礎的宇宙論哲學思想，建立儒學新范式，形成理學之宗的理論體系；三是傳學之功：周敦頤為官30余年，歷任郴縣縣令、合州判官、永州通判、邵州知州等，踐行官教合一，講學授課，傳揚理學，以人格示范影響后世；四是育才之能：周敦頤致力興教辦學，以“六傳弟子”為主線，培育大量人才，使其獲南宋理宗詔從孔子廟堂的儒學圣人地位；五是應時之機：周敦頤上承孔孟之道，下啟程朱理學，其時北宋思想活躍，重文輕武，佛道思想沖擊傳統(tǒng)儒學，創(chuàng)新重構(gòu)儒學體系，為理學發(fā)展提供社會思想基礎，促成宋明理學應運而生。

二、湘閩理學大家寓居永州傳學布道的福地之緣

永州，是閩湘理學家尋根研學、慰藉精神的有福之地。清道光《永州府志》專設人物志理學篇，載錄周敦頤之后永州承前啟后涌現(xiàn)45位有造詣的理學名士，傳承弘揚“周程之風、朱張之緒”，深刻影響波及全國。

理學宗師的成長與著書之地

濂溪先生周敦頤在道縣生長，居道縣十五年，留下月巖讀書悟道故事，滋生思想萌芽。在永州任通判三年，思考撰寫《太極圖說》《通書》等理學奠基之作；創(chuàng)作《拙賦》《愛蓮說》名篇，提出流傳千古的為政做人哲理信念。

閩學開山朱熹的掛念之地

朱熹雖未直接到過永州，但始終關注周敦頤故鄉(xiāng)，對永州懷有深厚敬仰。其弟子蔡元定貶至道縣，朱熹安慰其謫居宗師之地乃有幸之事，并囑其祭拜濂溪祠。

張浚張栻父子的寓居之地

南宋紹興年間，張浚三次被貶此地，以“永州居住”“安置永州”身份在永州生活十余年。其子張栻自幼隨父在永州生活，幼時記憶與理學重地熏陶奠定其思想根基。張栻?qū)χ芏仡U極為推崇，撰《永州州學周先生祠堂記》，記錄濂溪先生理論構(gòu)建及儒家道統(tǒng)體系。永州實為張栻第二故里。

胡安國、胡宏父子的“占籍”之地

湖湘學派由胡安國、胡寅、胡宏父子奠基，張栻繼統(tǒng)，張栻弟子承其風衍其流。胡安國父子在永州東安九巖題刻記錄其避戰(zhàn)亂南下永州情形。胡安國與侄胡寅曾任永州知州（胡安國未到任），可謂“占籍”零陵。胡安國與張栻?qū)W說皆發(fā)軔于永州。

蔡元定的歸宿之地

有“朱門領袖”之譽的蔡元定因“慶元黨禁”貶至湖南道州編管，專程祭拜濂溪書院和濂溪祠、九嶷山舜帝陵。理學圣地道州的滋養(yǎng)給予其精神慰藉，蔡元定與道州進士李長庚結(jié)為兒女親家，其子蔡沈后裔定居道州。蔡元定父子在永州講學論道，堅守學術與氣節(jié)，為湖湘文化注入活力。

歐陽父子的傳學之地

歐陽龍生、歐陽玄父子在道縣結(jié)下理學之緣。歐陽龍生于元大德十一年（1307年）調(diào)任道州路儒學教授，崇敬周敦頤，以任職周子家鄉(xiāng)為榮。歐陽玄隨父在道州生活游學，理學氛圍使其“學力銳進”，為學術道路產(chǎn)生深遠影響。

此外，南宋文學家汪藻等人謫居永州，研究傳揚理學，為永州成為全國理學重鎮(zhèn)豐富文化內(nèi)涵，形成連綿不斷的文化氣韻。

三、湖南永州祁劇與福建閩西漢劇演變的文化之緣

客家文化標識不僅體現(xiàn)在建筑藝術，也遺存于民間戲曲等視聽藝術。戲曲是閩湘文化的特色標志，是客家文化南移的重要組成。閩湘均為戲曲大省：福建擁有23個地方劇種，被譽為古老劇種的“活化石”；湖南則有19個地方戲劇劇種，在中國南方戲曲文化中地位重要。

東晉“衣冠南渡”將中原文化及戲曲帶入閩湘，使其成為中原文化傳播之地。戰(zhàn)亂頻仍時，福建保存了不同歷史時期的中原語言和文化藝術。福建戲曲源于唐五代，形成于宋元，興盛于明清；湖南地方戲劇孕育于楚文化，形成“楚韻”特色，以方言與音樂元素為主體。湘劇、祁劇、花鼓戲等是其代表劇種。

在湘閩戲曲交流中，永州地方戲曲獨樹一幟。祁劇發(fā)源于湖南永州祁陽，有400多年歷史，是當?shù)匕傩障矏鄣乃囆g，廣為傳播，有“祁陽子弟遍天下”之說。永州祁劇又稱祁陽戲、楚南戲，清代中期通過戲班子弟傳播至福建西部，形成湘閩戲曲淵源。清末祁劇傳入福建西部多地，有湖南祁劇戲班“新喜堂班”在閩西演出的記載。寧化坊田鄉(xiāng)池民祠堂戲臺有“乾隆丙辰年寒食節(jié)，湖南新喜堂班到此一樂也”的題刻。清末祁劇在閩西演變?yōu)闈h劇，體現(xiàn)戲劇跨省傳播軌跡。湖南祁劇能在閩西立足發(fā)展，因本地客家人喜愛，具有相同客家文化背景與傳承創(chuàng)新基因，既傳承祁劇元素，又吸收本地元素形成閩西漢劇，與祁劇同宗同源。福建地方志記載閩西漢劇直接源于湖南祁劇，原稱“外江戲”，后定名“閩西漢劇”。

如今，湘閩兩省的祁劇、漢劇均為國家級非遺項目，不僅深入社會演出，還創(chuàng)作現(xiàn)代題材精品，展現(xiàn)古老戲曲傳承風采，弘揚時代氣韻，是中華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跨省歷史交流的典型代表。

四、閩湘共同護衛(wèi)臺海的永州人文之緣

在近現(xiàn)代史上，西方對臺灣覬覦已久。清朝時臺灣受福建管轄，閩浙總督左宗棠大量起用湘籍將領鎮(zhèn)守臺灣。湘軍將士從湖南奔赴臺灣，投身抗法戰(zhàn)爭，涌現(xiàn)劉明燈、吳大廷等將領，譜寫了湘臺閩臺血濃于水的民族情誼。

永州人陳大受是護衛(wèi)臺灣的杰出代表。乾隆十一年（1746年），他任福建巡撫，治理臺灣。他深謀遠慮，重視臺灣的屏障作用，奏請免除部分糧食積欠，存糧40余萬石備軍事急用，構(gòu)建臺海一體化保障系統(tǒng)。

陳大受注重民生，妥善治理地方事務，推行借貸糧食救濟貧困民眾的政策，緩解番漢雜處的社會矛盾。針對福建人多地少、部分區(qū)域缺水問題，推廣安溪畬粟旱稻，分發(fā)種子供百姓種植，收獲甚豐，獲百姓稱贊與皇帝表揚。

陳大受還統(tǒng)籌海防與貿(mào)易，規(guī)范商船往來，防止偷稅漏稅，兼顧海防與民生，促進地方穩(wěn)定。

王德榜“武以定疆，文以化人”，主持擴建江華濂溪書院，捐資重建零陵萍州書院，現(xiàn)為永州重要文化旅游地標。他與左宗棠等湘籍將領共同書寫閩湘攜手治理的歷史功績，展現(xiàn)湘閩臺兩岸一家親的文化氣韻。

五、永州籍革命家留足福建抒寫湘閩的紅色之緣

湘閩同為革命老區(qū)，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，一批湘籍革命家在福建留下可歌可泣的事跡，鑄就了湘閩紅色文化的深厚淵源。祁陽人陶鑄與紅軍將領陳樹湘的故事，尤為動人。

陶鑄，湖南祁陽人，黃埔軍校第五期畢業(yè)，1926年入黨，先后參加南昌起義、廣州起義。1928年，黨組織派他到福建工作。1931年3月，廈門中共福建省委機關遭破壞，中央決定分設福州、廈門中心市委。同年，陶鑄在廈門組織地下黨進行劫獄行動，成功營救出40多名被關押在思明監(jiān)獄的革命同志。行動由年僅22歲、時任中共福建省委秘書的陶鑄策劃，得到閩西蘇區(qū)負責人鄧子恢的支持配合。被救同志被送往閩西革命根據(jù)地。此后，陶鑄任福州中心市委書記，組織反帝愛國運動。國民黨殘酷鎮(zhèn)壓后，革命轉(zhuǎn)入農(nóng)村，陶鑄赴閩東從事斗爭。

1932年4月，毛澤東率紅一軍團攻克漳州，陶鑄從福州趕赴漳州匯報工作。在福建省寧德福安市溪北洋馬山山腰的碑文上，鐫刻著：“在陶鑄的具體指導下，1932年9月閩東工農(nóng)游擊第一支隊正式成立……”

閩東蘇區(qū)是中央紅軍長征前全國主要革命根據(jù)地之一。湖南宜章人曾志，前任丈夫蔡協(xié)民（湖南人）犧牲后，與陶鑄結(jié)為夫妻，繼續(xù)在福州、閩東從事革命工作。1931年后，陶鑄、鄧子恢、葉飛、曾志等與閩東領導人馬立峰、詹如柏、阮英平、范式人等共同發(fā)動農(nóng)民運動和武裝斗爭，創(chuàng)建面積超1萬平方公里、人口近百萬的革命根據(jù)地。直至全國解放，閩東革命斗爭從未間斷，贏得“紅旗不倒”贊譽。

另一湘籍紅軍將領陳樹湘，率閩西子弟兵組成絕命后衛(wèi)師，承擔中央紅軍長征血戰(zhàn)湘江的斷后任務。紅34師在道縣以南狙擊尾追之敵，完成任務后在永州道縣、寧遠開展游擊戰(zhàn)，最終在道縣被捕。陳樹湘忍劇痛扯斷腸子壯烈犧牲，留下“斷腸明志”的悲壯故事。紅34師鑄就了閩湘子弟兵無畏的革命精神，成為湘閩紅色文化的壯麗篇章。陳樹湘參加過古田會議，在福建寧化組建獨立團后成獨立師，轉(zhuǎn)戰(zhàn)三明、南平等地。此外，永州人江華（王濤）曾任閩西特委書記，開國中將劉金軒、周玉成在閩參加反“圍剿”，負責后勤保障。他們與福建軍民攜手，為中國革命勝利作出貢獻，鑄就了悲壯而生動的湘閩紅色文化。